一直以來,跨國醫藥公司市場重點定位在一、二類城市的三甲醫院,它們憑借雄厚的資金和技術實力,在高端市場具有絕對的優勢。但隨著市場環境的改變,尤其此次醫改將健全基層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建設作為一個改革重點,基層醫療市場的潛力開始蘇醒,這使很多企業摩拳擦掌,一向駐足高端市場的跨國醫藥公司也開始跑馬圈地,更多地將目光集中到社區和農村醫藥市場。
拜耳就是這些敏感的跨國醫藥企業中的一員。早在新醫改方案出臺前,拜耳就不斷調整戰略,向中國農村以及西部市場布局,拜耳醫藥保健中國公司2008年實現了47%的高增長,成為在華跨國制藥企業的“老大”。而這一業績正是得益于其將業務擴展到我國的農村和西部市場。事實上,早在2007年9月衛生部與拜耳醫藥保健就曾共同發起“走進西部”萬名縣級醫院醫生培訓項目;2008年拜耳先靈首次通過合作關系開展項目培訓,為中國的廣大農村富余勞動力提供醫療保健和健康知識的培訓;從2008年開始的HOME項目,將投入1000萬元人民幣針對城市的慢性疾病管理建立檔案庫和開展健康教育。
而醫療器械企業也迅速捕捉到這一信號,并開始積極布局市場,向基層醫療市場深入,以期搶占市場先機。
2007年中央財政開始安排專項資金用于鄉鎮衛生院的設備更新和添置時,西門子就認識到這一政策導向,發起了為期5年的農村醫療項目,該項目總投資1000萬美元。2008年10月,西門子又與衛生部合作在陜西洛川建起了“西門子新農村醫療示范中心”,借此在中國農村推廣其“具有中國特色的醫療設備解決方案和醫療服務模式”。
像西門子這樣關注低端市場的跨國醫療器械企業并不在少數。2008年末,GE醫療集團宣布,將通過通用電氣(中國)有限公司與山東新華醫療器械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中外合資公司,致力于為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基礎醫療市場提供更多高質量的普及型醫療科技產品。而更早在2004年6月,飛利浦公司就與東軟集團合資成立醫療設備研發與生產機構,主要面對中國內地市場。
雖然新醫改對于整個醫藥行業來說,充滿巨大的機遇,很多業內人士也紛紛看好這一政策對于企業利好影響,但并非所有的醫藥制造企業都會受益。在面對機遇的同時,企業仍面臨著行業調整甚至洗牌的巨大挑戰,很多資金、技術實力薄弱的小企業面臨著巨大的生存危機,即使是對于實力雄厚的跨國公司來說,也并非全面利好,它們亦面臨著多方面的壓力。
首先,按照醫改意見,我國將建立國家基本藥物制度,由國家統一制定和發布國家基本藥物目錄。雖然目錄出臺時間一拖再拖,圍繞著基本藥物目錄的各方博弈還在繼續,但是可以確定的是,基層醫療衛生機構需全部使用基本藥物,其他各類醫療機構也要將基本藥物作為首選藥物,國家對基本藥物目錄品種的定價不會太高。這意味著更具價格競爭力的本土醫藥品牌將迎來發展良機,而藥品價格遠遠高于國內品牌的跨國制藥企業遭遇尷尬局面,它們希望產品以目前的價格進入基本藥物目錄是很困難的。
同時,跨國醫藥企業一直以來都倚重專利藥的生產和研發,而目前新醫改在某些具體政策方面尚不明朗,比如基本藥物制度的具體細節以及專利藥的定價等問題,都是跨國醫藥企業迫切關注的問題。而這些問題也是跨國醫藥企業希望在新醫改中分得一杯羹的夢想能否實現的關鍵。
對于絕大多數跨國醫藥企業來說,他們目前所希望的是政府在制定新的醫改政策時營造一個鼓勵制藥行業不斷創新的政策環境,只有這樣才能創造良好的外部投資環境,鼓勵藥品研制與開發企業在華貿易、投資與發展。
毛刨而勃林格殷格翰中國區總裁龐納博總結認為,外資企業能否在此市場發展大潮中分到一杯羹,取決于幾個因素:政府對創新藥物的知識產權保護力度、創新藥物市場準入機制、醫保報銷目錄的更新實施情況、設立國際標準的藥品質量標準以及當前爭議中藥品定價政策改革。如果以上因素不能找到恰當的解決途徑,專注于專利藥品研發的跨國藥企市場份額將會縮小,與本土仿制藥企業的市場份額差也將拉大。